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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舰、山东舰周末重磅更新“工作动态” 狠狠期待住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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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舰、山东舰周末重磅更新“工作动态” 狠狠期待住了

福建舰、山东舰周末重磅更新“工作动态” 狠狠期待住了

翱翔在祖国领空的歼10飞机。(沈玲摄)

全世界能(néng)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。1998年3月23日,歼(jiān)10在成都首飞,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50余年,铸就的“工业王冠(wángguān)”。

它的横空出世,将共和国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:一段(yīduàn)是仿制,改进,尝试研制(yánzhì);一段则是自行设计,现代化的自主研制。

不知不觉中,歼10已(yǐ)走过20多年(nián)。2006年,它(tā)成建制装备(zhuāngbèi)部队,让整个世界见识了东方猛龙的利爪;2008年珠海航展、2009年国庆阅兵,世人终于看清了它的面容,大三角翼的鸭式布局,如一柄出鞘利剑。

那些(nàxiē)曾是“机密(jīmì)”的(de)故事,也慢慢解密:从(cóng)胶片上的设计图,变成“十号工程”,再到“歼10”大家族,历时38年……前18年数次面临“下马”,而后又“起死回生”,最终实现首飞;后20年,是不断试飞突破,不断改进成长的20年。

歼10的降生,源于一个建议(jiànyì)。

1981年年底,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,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,预计(yùjì)初期投资约5亿元。邓小平批示:“新歼项目较为重要,前期投资5亿左右,目前(mùqián)花钱也不多,拟(nǐ)同意。”

一般来说,国外搞(gǎo)一个新机型,没有100亿美元拿不下来,而新歼的(de)(de)前期经费仅5亿元,以今天的眼光看,实在太少(shǎo)。但(dàn)在1981年,这可是惊人的数字。要知道,改革开放后,邓小平一再提出“军队要忍耐”,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。在军费压缩的当口,为什么还要拿出5亿元搞新一代歼击机呢?

“中国停下来(tíngxiàlái),世界却在飞。”刘亚洲上将曾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空军。十年浩劫后,清点家底,空军装备实在惨得可怜。虽说我军拥有数以千计(shùyǐqiānjì)的歼6,但这种一代战机(zhànjī),只有防守之功(zhīgōng),并无还手之力。

脱胎于米格(mǐgé)21的第二代(dìèrdài)战机歼7,1966年研制成功,刚开工就赶上“文革”,“文革”后空军装备的歼7和歼7Ⅰ总共不过几十架(jǐshíjià)。

中国也曾下大力气研究高空高速的歼8,并于1969年(nián)7月首飞成功。然而,从首飞到设计定型用了10年。等到歼8达到实用化阶段时,美军的作战飞机早已转向了低空、高速、突防,歼8又落后了。以美国F16、法国(fǎguó)“幻影”2000、苏联苏27为代表(dàibiǎo)的主战装备(zhuāngbèi)已发展到第三代甚至(shènzhì)第四代。

1982年,空军到法国考察“幻影”2000,葛文墉将军亲自(qīnzì)试飞后,显然大受刺激,他撂下话说:“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,除非是人家犯了错误,否则我们(wǒmen)绝对(juéduì)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。”

葛文墉回国后还特地给飞机(fēijī)设计师们讲课,他说:“我们现在飞远航,飞行员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,按速度表的(de)读数和时钟记的时间估算里程,按罗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(wèizhì),而‘幻影’2000则已经计算机化(jìsuànjīhuà)了。它有平显,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(dìmiàn)目标,就飞到了,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,这样又快又准。”

如今寻常的导航系统,在当时对那些研究(yánjiū)飞机的设计师们,竟也是(shì)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。显然,我们早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。

更紧迫的是,上世纪80年代初,世界局部战争烽烟四起(fēngyānsìqǐ),战争形态(xíngtài)也在发生变化。

1981年,以色列空军14架飞机编队,摧毁(cuīhuǐ)了伊拉克(yīlākè)的塔穆兹核反应堆,之后全部安全返航,全程2000余公里。

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王(wáng)明亮总结说,“80年代,一系列局部战争(zhànzhēng)有几个鲜明的特征。一是空中力量起主导作用,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,三是已经开始出现信息化(xìnxīhuà)战争的苗头,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(zhìdǎowǔqì)。”

如何应对这些(zhèxiē)变化(biànhuà)?邓小平提出“首先要有强大的(de)空军,要取得制空权。否则,什么仗都打不下来”。这是把空军摆到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地位。

空军现代化,买(mǎi)新机无疑是(shì)最快捷的方式。为了买不买“幻影”,空军曾组织(zǔzhī)专家研讨了一个月。最后一算账,部队的采购费用,只够买24架空机,要使用,不但要买飞机,还有地面维护、武器弹药等(děng)配套也要买,总共得花几百亿。

中美建交后的蜜月期,中美还曾想合作改造歼8,美方(měifāng)同意提供低端发动机和雷达,不过后来因为美国公司反悔(fǎnhuǐ),只能作罢。

战斗机(zhàndòujī)因其(qí)对抗属性,只能搞自主研发。中国(zhōngguó)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“更新一代、研制一代、预研一代”的发展方针,即用歼7、歼8替代老式战机歼6;加速(jiāsù)研制歼7、歼8的后继改进型战机;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空、海军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机。

新歼研制拉开序幕,但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,才能与(yǔ)2000年世界先进飞机抗衡?什么样(shénmeyàng)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,又适应现代战争(xiàndàizhànzhēng)需要?一切还有待研究。

1982年2月(yuè),第一次新歼方案(fāngàn)论证会在京(jīng)召开,有关领导和航空界专家141人参加。会上提出新型歼击机的(de)空战能力要优于现有的歼8Ⅱ以及苏联当时的米格23歼击机,争取性能接近美制F16战斗机。

为此,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(suǒ)(601所)和南昌的洪都650所,挑灯夜战(tiǎodēngyèzhàn),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两个设计方案。

沈阳601所的(de)方案,是(shì)在歼(jiān)13基础上重生(chóngshēng)的边条翼布局(bùjú)战斗机。歼8首飞后,空军对其性能并不满意,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,尤其希望改进空战格斗性能。因此,歼13的研究目标是一款类似于早期F16的格斗战斗机。在空军,歼13被命名为“2号任务”,可见其重要性。

南昌所的方案是(shì)以强6为基础的衍生改进款。由于强6固有的结构复杂,重量大,可靠性差,所以从一(yī)开始,这一方案就不被人看好。

总共只有两个方案,而强6衍生方案又是来(lái)打酱油的,这样一来,601所的方案,几乎被(bèi)内定为胜出方案。

这(zhè)也在情理之中,苏联专家撤走以后,国防部集中所有的战斗机设计力量,在沈阳组建(zǔjiàn)了601所。在飞机设计领域,601所是名副其实(míngfùqíshí)的“共和国长子”。

至此,新歼与宋文骢(后来(lái)的歼10总设计师)和成都(dōu)飞机设计研究所(suǒ)(611所)还没有任何关系,他们甚至连参与竞标的机会都没有。航空部只是(zhǐshì)临时通知他们,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,帮兄弟单位“参谋、完善”。

当时611所,刚刚(gānggāng)经历了歼9项目的惨败;总设计师宋文骢还(hái)在贵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。接到通知后,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(běijīng),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,让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也带上。

宋文骢

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,预备会后,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,开口就问(wèn)611所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?并要求他(tā)在评审会上(huìshàng)做一个汇报。

由于事先毫无准备,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。他们只得去(qù)隔壁房间临时借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(gōngjù),又熬个通宵,把一些(yīxiē)重要图形、曲线和参数画在胶片上。

601所来了30余人,准备充分(zhǔnbèichōngfèn),第二天一整天都由他们占据演讲台。因为是(shì)临时安排,王副局长(fùjúzhǎng)只为611所在日程表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。

第三天,在兄弟单位汇报的间隙,宋文骢抓住机会,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,又话锋一转(huàfēngyīzhuǎn),提出应对超视距空战,战机应该具备(jùbèi)的基本技战术指标,而要实现这些指标,新歼所应具备的性能,比如要有中距拦射,要有电子对抗(diànziduìkàng)等等,而这刚好击中(jīzhòng)了歼13的软肋。

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,但在雷达、发动机、导弹、电子设备等子系统上比F16逊色,它想(xiǎng)赶上F16,但没有超越的(de)野心。

反观611所的(de)方案,采用鸭式布局,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,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研究,可说是(kěshuōshì)超越(chāoyuè)F16的“三代半”布局;更加大胆的是,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的静不(bù)稳定设计,虽然招致质疑,但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。

用营销学的(de)观点看,601所的方案是在迎合空军的需要,而(ér)611所的方案,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,为空军创造了需要。

为什么宋文骢不但了解飞机,还了解空战?原来,早在抗美援朝期间,他就作为修飞机的机械师参加了空军(kōngjūn)(kōngjūn),因为对空战有着更为感性和直观(zhíguān)的认识,他在研究气动布局时,总会考虑到空军的战术战略。

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方案,开始出现(chūxiàn)变数。

此后(cǐhòu),坊间都传说是宋文骢用15分钟的(de)论证拿下了项目,不过,歼(jiān)10项目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在数十年后对此作了澄清:“这个说法似乎简单了一些。这15分钟的方案介绍(jièshào)是凝聚了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,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准备,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了整个设计方案(shèjìfāngàn)的介绍。”

与其说这次15分钟的(de)汇报是临阵磨枪,不如说这是歼9研究15年(nián)的总结。

歼9项目,是(shì)和歼8一起,在1965年作为歼7的后续机型被提出(tíchū)来(lái)的。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,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,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。而歼9项目,因为(yīnwèi)要求太高,在601所并不受重视。

1970年,中国大搞“三线建设”,601所成立成都分所,把研制歼9的(de)小组(xiǎozǔ)直接调去(diàoqù)了成都。这个601成都分所,就是后来的611所,当时的任务,就是继续研发歼9。

宋文骢本是601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设计师,但“文革(wéngé)”期间(qījiān)也只能种种菜。起初,转移到成都名单(míngdān)并没有他,但他割舍不下自己钻研了数年的歼9项目,就(jiù)和妻子买来木板,自己装箱,踏上了转移之路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由于太过边缘,宋文骢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,既没有人同意(tóngyì),也没有人反对。

在成都,歼9项目(xiàngmù)5次更改设计指标,项目5次上马6次下马,各种(gèzhǒng)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。由于项目在1980年终止投资(tóuzī),几乎把611所推到散伙的边缘。

正所谓祸福相依,为了满足军方极高的(de)技术指标,设计人员采用了当时在国际飞机设计中少有先例的“无尾(wúwěi)+前翼”布局,也就是(jiùshì)(shì)后来的鸭式布局。而在歼9的反复折腾中,611所把(bǎ)鸭翼与主翼的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,风洞实验进行了上万次,这种对鸭式布局的深刻理解,在世界范围来说,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失败的歼9,使得宋文骢在这次评审会上,拿出了可以信服的理论依据(lǐlùnyījù)和试验数据。会议决定,暂不确定方案,601所(suǒ)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,两个月后(hòu)再议。

4月,第二次选型会如期召开。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,为了(le)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,他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飞机(fēijī)模型。可这模型实在太小,下面的(de)同志(tóngzhì)根本看不清。他灵机一动,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,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,就像(xiàng)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一般。

经过5天激辩,空军、海军和(hé)总参都投(tóu)了611所的票,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。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(guòdà),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。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。

部分专家的(de)质疑并非没有道理,静不稳定设计可以带来优良机动性,同时却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。同期的美苏(měisū)战斗机最多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(líng),而我们却要达到负数,这的确让人捏着一把汗。

为了(wèile)用数据说话,宋文骢团队硬是把三年(sānnián)要做的试验(shìyàn),用一年完成了,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、流谱观测试验。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,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,包括复合扭转机翼(jīyì)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,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。

1984年大阅兵中,歼8由于技术问题,没能飞天安门,时任(shírèn)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气头上说“沈飞别搞其他的了,把歼8弄(nòng)好(hǎo)就行了”。

同年,军方表态(biǎotài):希望发展有潜力的飞机。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?上级把宋文骢等人找去,问:“你(nǐ)们敢不敢立军令状?”宋文骢不假思索地(dì)接过纸和笔,又(yòu)递给他的副手谢品,“你的字比我好,你来写”。

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,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,项目代号“十号工程”。这项工程如此(rúcǐ)机密,以至于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。弟弟在他家看到(kàndào)几本医学书籍(yīxuéshūjí),还(hái)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。

歼10空中加油。(沈玲摄)

1986年,歼10项目上马(shàngmǎ),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被任命为总设计师。正如有机玻璃投影出的身影一样,十号虽然美好,但却有些缥缈。

一架战斗机的设计,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,而歼10的研制在(zài)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(zuìdà)、技术难度最高、协作面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(xìtǒnggōngchéng),需要涉及空气动力、电子信息、材料冶金、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、100多家(duōjiā)单位、数十万人直接参与。

搞一架飞机,就像指挥一个大军团作战。摆在宋文骢面前最现实的问题,是如何(rúhé)把各军工(jūngōng)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?为此,他做了(le)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,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:

一是建立总设计师(shèjìshī)系统。系统分为三级:第一级(dìyījí)为型号总设计师;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;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产品(chǎnpǐn)的总设计师、主任(主管)设计师。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、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(nàrù)系统管理。

二是建立技术经济负责制。每一项成品(chéngpǐn)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(shìyàn)、单个成品试验,再(zài)到地面系统试验、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,成品不合格,就不给钱。

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。严格型号研制程序,编制各级网络图,从方案论证、初步设计(chūbùshèjì)、到发设计图和制造(zhìzào)、总装几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,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(xià)一个阶段。

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,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(jìnchéng)的技术问题,由(yóu)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。

五是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(guǎnlǐ)。

上述措施,都是(shì)针对当时科研体制的(de)(de)弊病提出来的。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,虽说也有总设计师,但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,和主机所一样属于(shǔyú)航空部下属单位,大家平级。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,结果往往就是扯皮,扯来扯去直到型号完蛋了事。

宋文骢有针对性(zhēnduìxìng)地进行改革,等于把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,数十万(shùshíwàn)科研人员和工人,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了。

作为总师(zǒngshī),没有强有力的(de)手段作保障,如何能够统筹、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?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(hé)质量呢?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,换来了十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。

触动利益(lìyì)的(de)改革(gǎigé),引来冷嘲热讽也不稀奇。有人这样问宋文骢:“宋总啊,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10年(nián)8年,多则10年20年,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,年龄不饶人啊,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?”

宋文骢的回答很有水平(shuǐpíng),“我老宋还能活多少年,这(zhè)(zhè)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,我说了不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通过(tōngguò)这架飞机的研制,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,我们只要为(wèi)他们铺好了路,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,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接着干。”

正是通过(tōngguò)型号设计师队伍的组建,又经过歼10的实战磨砺,一批年轻设计师成长起来(qǐlái),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。歼20的总(zǒng)设计师杨伟就是宋文骢的弟子,接班时他和宋文骢相差33岁。

按照国际(guójì)上不成文的(de)(de)惯例,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(chāoguò)30%。超过30%,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。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、新技术、新工艺,就连原材料、元器件(yuánqìjiàn)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。有人断言,“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%,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。”

冒险,其实是(shì)无奈之举。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(biérén)的飞机为主,总是照猫画虎(zhàomāohuàhǔ),航空技术储备少(shǎo),工业基础差(chà)。另外,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,技术指标要求高。说白了,新的机体、新的发动机、新的航电、新的控制系统,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,什么都是新的!

这些难题如何突破?靠(kào)别人还是靠自己?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(de)抉择。

比如,歼10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,尤其起落架部分,是设计中(zhōng)的一块硬骨头。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,和国外合作被(bèi)纳入(nàrù)了考虑之中。

然而谈判却陷入了(le)僵局。外国专家高傲地表示(biǎoshì):“你们的(de)技术不行,你们的方案不行,你们的人员不行。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!你们肯定干不了的,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,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。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(zhǐnéng)再协商了。”

265万美元的(de)评审费,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,换来的仅仅(jǐnjǐn)是一个起落架,到底(dàodǐ)干不干?宋文骢说,即使有这笔钱,也(yě)不能这样打水漂。他一直深深记得:1960年苏联专家走(zǒu)了,112厂试飞车间里,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,都成了钢铁垃圾,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的角落里。

啃别人的冷馒头(mántou),只能是乞丐。”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:“不要等,不要靠,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,通过(tōngguò)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。”此后,200多次的试验,轮胎烧穿了一个(yígè)又一个,巨大的“咣当(guāngdāng)”声听了一次又一次,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(zhòngliàng)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着手引进(yǐnjìn)苏27、苏30等第三代战斗机,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、现代化军队的转型。这本(zhèběn)是(shì)好事,却给歼10带来了最大的危机。

苏27引进(yǐnjìn)后,有高层领导提出,歼10别再搞了,还不如拿(ná)研发的(de)钱买飞机,或者再走一遍引进、仿制、改进的道路,能快速(kuàisù)形成空军急需的战斗力、快速获得三代战斗机新技术,省钱、省时、省力,对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。

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问(wèn)宋文骢:“老宋(lǎosòng),歼10和苏27有何不同啊?”

宋文骢进行了详细说明和(hé)对比,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(suǒ)长,在作战中互相配合,都是解放军所需要的。最终刘华清拍板,“外国飞机再好,也(yě)是别人家孩子,歼10搞出来,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”。

压力,不只是来自(láizì)国外,还来自经费。

上世纪(shìjì)80年代(niándài)末,社会上流行着“搞原子弹的(de)不如卖茶叶蛋的”段子,很多军工企业转型,本来制造飞机的,竟然去制造塑胶手套、饭盒。当时,宋文骢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,是广州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。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,歼10的研制已经在借钱(jièqián)运行(yùnxíng)了。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(xièguāng)了解到这些情况后,无可奈何的给了两个字,对内叫“熬”,对外叫“拖”。

“你们这是5分钱(fēnqián)想上长城,连车票钱都没有。”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,却没法(méifǎ)发图;眼看青年人下海(xiàhǎi)了,出国了。宋总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,不淡定了。

或许是受了立项时的启迪,他决定把模型放大,先把全尺寸样机搞出来。毕竟,百闻不如一见,全尺寸样机可以让试飞员(shìfēiyuán)体验操纵,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,也能够给人们(rénmen)一个最直观的印象(yìnxiàng)。最重要的是,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(yǒuxiàn)的研发经费,展示出阶段成果,鼓舞大家(dàjiā)的士气。

歼10全尺寸样机装配过程中。

虽然(suīrán)不能飞上天,但该有的(de)一样不少:515个部件,1000多条导管,30余公里的电缆,1991年8月27日,经过了27个昼夜(zhòuyè)的拼搏,他们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就在这一年(yīnián),海湾战争爆发了(le)。惨烈的画面和意外的结局,给军委领导极大的震动——别说小米加步枪,就是(shì)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,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,甚至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。

得知歼10的金属样机已经完成(wánchéng),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都到成都参观,江泽民同志定调说“新歼是个宝,在某种(mǒuzhǒng)情况下比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重要”,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轨道。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。如果说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,那航空发动机(fādòngjī)就是(jiùshì)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。

自主研发的涡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(nányǐ)出炉,一直是歼10最大的难题。90年代初期,空军引进第一批(dìyīpī)苏27时(shí),还多买了一些AL-31发动机。刘华清将军亲自拍桌子决定,给歼10换新(huànxīn)发动机,要不然上天没日子!

然而,牵一发而动全身(qiānyīfàérdòngquánshēn),更何况是心脏。换(huàn)发动机后,整架飞机的管线布局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动,几乎等于推倒重来。

1997年(nián)6月2日,新歼01机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。此时距离宋文骢的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,已经过去了15年。总算是曙光初现,“十号”即将(jíjiāng)从发动机试车,到地面(dìmiàn)高速滑行,并最终首飞。

谁能想到(xiǎngdào),接连两次,发动机开车试验失败,叶片出现大规模损坏,引进的发动机甚至濒临报废,整个工程再一次阴云(yīnyún)笼罩。

虽然说美国的F22试车(shìchē)时,发动机也打坏了两台。但和美国比起来,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试验?已经戒烟(jièyān)多年(duōnián)的宋文骢,狠狠地抽了几口烟,望着满眼泪水,却依然紧紧咬住嘴唇的员工(yuángōng),只说了一句,“让大家吃饭去吧”。

咽下苦涩的眼泪(yǎnlèi),他们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排查、封堵。待发动机再次(zàicì)转动时,终于有了龙吟般的轰鸣,战鹰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。

1998年3月12日,距预计的首飞还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(shí),红毯已经铺好,领导的专机也即将到来(dàolái)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,机械员张凤贵(zhāngfèngguì)发现,发动机运转时,机身漏下了不易察觉的三滴油。

地面漏油可能不意味着什么,但要是出现在空中,燃油(rányóu)稍有泄漏,就可能遇上电火花,说不定会导致整架飞机瞬间爆炸(bàozhà)解体。

“我们绝对不(bù)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疑点,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(láiyuán),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上天(shàngtiān)!”关键时刻,大家重新冷静下来,最终发现,由于(yóuyú)俄方改装发动机的时侯,有8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,导致了发动机漏油。

10天后,歼10再度站在停机坪上,可惜天公又不作美,阴霾(yīnmái)笼罩着机场。从上午(shàngwǔ)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,气候条件勉强达到(dádào)首飞要求。

指挥员把试飞员雷强拉到(dào)一边:“雷子,能不能飞?”历经上(shàng)百次重大险情,一路从雷阵里走出来的雷强,沉默片刻:从最初24人(rén)试飞小组成员,到5人首席试飞团队,再到今天确定由自己首飞(shǒufēi),13年的苦练,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?他坚定地说:飞!

陪同他的大队政委,看到雷强血脉贲张,像(xiàng)喝多了酒(jiǔ)一样,一把抓过他的手,脉搏(màibó)竟然跳到152!跨进座舱,雷强一扭头,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(guàmǎn)了泪水。从事(cóngshì)试飞17年,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掉泪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,一股悲壮气氛弥漫着整个机场,萦绕在每个人心头。

和传统飞(fēi)机(fēijī)不同,歼10采取了静不稳定设计。静稳定飞机和静不稳定飞机好比(hǎobǐ)三轮车和自行车,前者好控制,但不灵活;后(hòu)者机动性好,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,一旦飞控出了差错,人为无法操纵。国外首飞电传飞控飞机,通行的做法是加载重量,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,待试飞员完全(wánquán)熟练后再改回来。

航空专家傅前哨告诉北京日报记者,首飞前,他最担心的就(jiù)是静不稳定设计,还曾写信给空军,希望采用过渡方案,因为飞机(fēijī)研究史上,电传(diànchuán)飞机试飞没有不摔的。他哪里知道,最难的电传飞控系统,是杨伟(yángwěi)这个15岁上大学,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在把关,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,却成(quèchéng)了歼10最为出彩的地方。

“今天,就是缺胳膊断腿,我雷强也一定要把(bǎ)飞机给弄回来!”关闭座舱盖,他一下子全无杂念。点火、滑出、加速、拉杆,飞机腾空而起,雷强操纵(cāozòng)战机,有条不紊(yǒutiáobùwěn)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。

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后,雷强又(yòu)主动请缨再飞了一圈。17分钟后,战机一个灵巧的下滑,稳稳地落在跑道上。下了飞机,他(tā)抱住宋文骢说:“宋总,这才(zhècái)叫真正的飞机啊!”

首飞归来,雷强泪洒机场。

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划上了(le)句号。回忆起庆功宴(qìnggōngyàn),宋文骢的接班人、歼20的总设计师(shèjìshī)杨伟记得很清楚:“那时候‘老头儿’已经68岁了,但他很开心,喝了不少酒,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,高兴地对(duì)年轻人说,我出生于3月26日,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,以后(yǐhòu),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!”

首飞不易,定型(dìngxíng)更难。

国外所有的第三代战机试飞(shìfēi)周期(zhōuqī)均占型号研制周期50%以上,有的竟达80%。苏27的原型机经过了10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(quánjú)推翻,直至(zhízhì)T10S才设计定型;美国的F16边飞边改,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;而歼10试飞周期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%。

歼10飞行的(de)安全范围是多少?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?复杂(fùzá)机动(jīdòng)的能力又如何?必须有人,用(yòng)自己高超的技术,试验出了这些临界数据。用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说过的一句话形容:试飞就像摸电门,如果说电量开(kāi)小,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,而如果一不小心开大,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从基本动作,到对飞行极限的挑战,歼10的试飞(shìfēi)要闯过30多个(duōgè)科目,包括空中对接、低空大表速、大攻(dàgōng)角、空中实弹靶试等高难动作,可以说是惊心动魄。

2002年8月23日,试飞员邹建国与周殿学的双机编队(biānduì)刚刚(gānggāng)起飞不久,就发现了机场尽头沙尘暴的迹象,两架歼10如同离弦的箭返回机场,待最后一架飞机落地时,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(lǒngzhào)。

2003年(nián)11月24日,试飞员宫庆辉进行全载荷试飞时(shí),飞机的左侧副翼失去控制,瞬间产生了(le)接近60度(dù)的倾斜角,他驾驶着已经操纵十分困难的战鹰,平稳地飞回机场,着陆之后,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。

2002年5月(yuè)6日,试飞员李中华试飞转场特性(tèxìng)时,通过一个仪表的(de)不正常(zhèngcháng)读数判断出了飞机的液压系统可能存在漏油,他果断放下起落架,就近选择着陆。事后证明,如果晚1分钟,飞机的起落架就放不下来了。

2003年8月23日,试飞员徐勇凌(xúyǒnglíng),利用新的(de)方式实现了(le)空中加油的对接。同时中国突破了鸭式布局飞机的空中加油难关,为歼10的正式列装扫清了障碍。

2003年12月25日,实弹打靶,面对突然锁定的靶机(bǎjī),徐勇凌果断使用备用方案,发射(fāshè)导弹,击中目标。若再晚几秒(jǐmiǎo),靶机就会飞出空中走廊。

国外的三代机试飞中,无一例外都(dōu)有摔飞机的惨痛经历。然而在歼10的试飞中,虽然(suīrán)飞机出现过故障,但从没有一次事故导致机毁人亡,堪称(kānchēng)试飞史上的“零伤亡”奇迹。

这些奇迹背后(bèihòu),除了功勋试飞员艺高人胆大,还与歼10优良的人机界面相关(xiāngguān)。过去苏式研发体制(tǐzhì)毫不重视操作者的感受,导致人机工效恶名远扬。

宋文骢的研发团队吸取教训,自始至终要求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(shèjì),仅雷强就(jiù)提出各种改进设计建议100多项。

比如驾驶杆、油门杆,当初都是试飞员们(men)用橡皮泥捏出来的。油门杆上的9个(gè)按钮应该(yīnggāi)怎么布置,怎么样才能既舒服,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,这都是飞行员提出来的。再比如控制系统,雷强在试飞时(shí)发现拉杆时反馈的力量过大,就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(jiǎn),直到合适。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试用,直到大家都认可。

试飞员直接参与飞机设计,不仅使新研制(yánzhì)的飞机更便于操控,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研制进度。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,被誉为(bèiyùwéi)半个总(zǒng)设计师。

2006年12月29日,新华社报道:“歼10将成建制装备部队,形成作战能力”。这是歼10揭开了(le)层层面纱(miànshā),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。实际上,在此之前,歼10战斗机已经(yǐjīng)装备部队。

1999年,科索沃(kēsuǒwò)战争(zhànzhēng)爆发,78天的(de)战争,全由空军完成,且号称零伤亡。现代战争再一次显现出对空军的倚重,中国空军的战略也从防守型,变为了“攻防兼备”。

形势所迫,歼10尚未设计定型,军委领导就决定先投入批量生产,交付部队提前(tíqián)使用——这个(zhègè)决定,开创了我国(wǒguó)战斗机研制的先河,也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。

2003年3月,首批飞机交付部队,宋文骢深情讲道:“新歼到今年已经18岁了,终于(zhōngyú)可以参军了。”在座的航空(hángkōng)人无不动容,要知道歼10飞机是中国人的“争气机”,它(tā)在“银河号”受尽屈辱(qūrǔ)的航行(hángxíng)中,它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废墟里,它在王伟惊天地泣鬼神的那一撞击上,把中国人、航空人的悲愤和憋屈,化成(huàchéng)了埋头苦干、励精图治。

傅前哨说,以歼10为代表,中国的航空工业与(yǔ)西方的差距不再是“望尘莫及”,而是“望其项背(wàngqíxiàngbèi)”了。

在歼10研制过程中,还催生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(diànzixìtǒng)研究室;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式(shùzìshì)电传飞控系统铁鸟试验台;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(zōnghé)化航电武器(wǔqì)系统动态模拟综合试验台等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。

宋文骢曾经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歼10走过的两个18年:前18年是我们努力论证研制,尝试手工制造,最终实现首飞的18年;后18年,是歼10不断试飞突破(tūpò),列装部队(bùduì),成长的18年。然而,他却没(méi)能够等到歼10的18岁生日,在孩子生日的前一天,悄然驾鹤西去。

2018年2月9日,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(zhànjī)歼20,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,担负起守卫(shǒuwèi)祖国空天的使命。

其实(qíshí),在歼10首飞成功(chénggōng)之后,宋文骢就将试飞组织工作交给了杨伟,自己(zìjǐ)则继续带领气动设计小组,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。最终(zuìzhōng)宋文骢提出(tíchū)了“小展弦比升力体鸭式布局”,通过机头涡、前边条涡、鸭翼涡、边条涡、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,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。而这个布局,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。

看着写字台前与(yǔ)恩师宋文骢的合影,歼20总设计师杨伟思绪万千,如果当初没有宋文骢那句“别走了”,他也许会出国留学,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(zhànjī)失之交臂(shīzhījiāobì)。

从(cóng)歼10到歼20的研制,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首飞时间(shíjiān)仅相隔15年,歼10研发(yánfā)培养出的团队,正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,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服役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。

如雷(rúléi)强所说,如果说设计飞机(fēijī)好比小学生学写字。仿制歼6、歼7就是学正楷,然后在设计歼7的时候就开始写行楷了;到研制歼10就有些许多(xǔduō)地方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,属于草书;再(zài)到4代机,咱们就不用再受到字帖的限制,可以自成一体了。

本文原载于2018年(nián)9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

来源:《党史博采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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